中国历代科学家的故事：绿色革命话隆平

自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东方文明古国的广袤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憾世界的“绿色革命”。

这场革命，摘下了绿色王国中“杂交水稻”这颗瑰丽的宝石，而摘下这颗瑰丽宝石的人，就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他，从古老中国农村的田间小路走来，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校园里走来，从一位普普通通的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为一位赢得世界赞誉的科技英才。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光彩。

然而，当你回首寻找他那成功的足迹时，看到的却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是一条在困难和逆境中的奋进之路。

袁隆平 1930 年 9 月 1 日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隆平的童年，正处于急剧动荡的年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要求抗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极其广泛的抗日反蒋浪潮。1937 年“七七”事变的炮声燃起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烽火。战火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地全面燃烧起来。隆平一家，在抗日战争中，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向后方逃难。

随着日寇的入侵，国难日益深重，袁隆平和 30 年代出生的所有中国儿童一样，受尽了折磨。他在 30 年代后期短短几年的逃难生活中，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几十个地方，沿途经受了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目睹了血肉横飞、尸体遍地的惨痛场面。尽管国土辽阔，却摆不稳袁隆平小学阶段的一张安宁书桌，这使他无法安心读书。但是，动荡年代，又使他学到了和平时代的童年所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 今后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1942 年下半学期，袁隆平告别了重庆市龙口浩中心小学，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初入中学，一切使隆平感到兴奋。不仅是学校规模大了，老师同学多了，更重要的是所开功课比起中心小学来，增加了代数、物理等几门新课，使他产生了新鲜感。这些科目比起小学的语文、数学来， 要抽象得多。同班同学中，对数理化中的定理公式，多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因没有理解，随记随忘，难以巩固，袁隆平却不那么去死记硬背书本。他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强对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一堂数学课，讲“有理数”一节。数学老师讲了一条乘法重要法则：“同号两数相乘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对这条法则，数学老师作了进一步的注释：“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听后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和小学讲的一样；负数乘负数，为什么也得正数呢？他无法理解，便向老师提出来。

数学老师对袁隆平的提问感到有点突然，停了片刻便对同学们说： “你们还刚开始学习代数，只要牢记住这条法则，按照这条法则去运算就行了。”

袁隆平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足，反而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发生了兴趣⋯⋯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袁隆平总是爱提问题，他勤于用脑，善于思考，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49 年 8 月，高中毕业的袁隆平经过认真的考虑和选择，考取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地跳进了“农门”。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了，山城受到了党的阳光照耀。1950 年 11 月，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一所新型的大学——西南农学院在重庆北碚拔地而起。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了西南农学院。袁隆平和农学系的全体同学，都转入了“西农”。尔后学院又改变为西南农业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农业大学。袁隆平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扑进了大自然的怀抱，自然界“花、草、叶、果”的无穷奥秘，使他张开了智慧的翅膀，在无限的知识宇宙中翱翔。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学业长进很快。他发挥了英语、俄语基础比较好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埋头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涉猎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拓展了知识视野，闯进了科学的殿堂，领略了无穷的乐趣。这期间，他接触了世界生物界的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多种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并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积累在大量的学术资料。四年的大学学习，袁隆平得以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除了学业上的进取，他还自觉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明确人生真谛，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对他以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分配，是大学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是走上社会的起点，也是对今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重要选择。1953 年夏，袁隆平也站在了这一十字路口上。他留恋重庆，因为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整整生活了 12 个春秋，从童年跨入少年、步入青年，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多少次在梦里，他留在了重庆，高高兴兴地到重庆某农业科研单位报到、工作⋯⋯

当统一分配和个人志愿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隆平虽然有一段时间思想有些不通，但他很快解脱出来，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来到了偏僻的湘江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当了一名教师，一干就是 19 个春秋。

在漫长的 19 年教学生活中，袁隆平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从生产实践中选择课题进行科研，通过科研又促进了教学和生产，自己也刻苦学习，打下了雄厚的专业基础。

1960 年，罕见的天灾人祸给中国大地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袁隆平的身边也出现了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出现了因饥患而死去的群众。严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千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要把培育水稻良种的愿望变为现实，谈何容易？可袁隆平已脚踏实地地走上了这条崎岖之路，正在沿着陡峭的悬崖攀登。

开始时，他按照中国流行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进行“无性杂交” 的教学和科学试验，尽管也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但从遗传学角度考虑，却没有丝毫意义，因为这些变异不能遗传给后代。袁隆平认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通过多年的科学实践，袁隆平对李森科遗传学中的某些观点产生了怀疑，毅然抛弃已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 试验，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是近代遗传学的奠基者；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其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并因此而获得 1933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 20 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却被苏联等国视为异端邪学。这股风也吹到了中国，一些人把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硬搬到学术领域里来。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袁隆平，尊重科学，坚信真理，他从一些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中认识到，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完全不像苏联生物学界批判的那样，是什么对有机体遗性的曲解，是什么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理论，它已被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证明，的的确确是生物遗传性状传递的物质基础，染色体的变化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些正是丘林、李森科遗传学中所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他被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紧紧地吸引了，决定按照其理论去进行新的尝试。

1960 年 7 月的一天，下课后，袁隆平又回到了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在一蔸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仔细数了数穗数和粒数，足有 10 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他如获至宝，立即做上记号，认真照管、直到收回一把金灿灿的种子。第二年春天，他适时将这些种子播到试验田里，满以为它们会成为有希望的一代。但事与愿违，不久，秧苗发绿了，长高了，但参差不齐，最后成熟也很不一致，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他们的前代。正当袁隆平失去信心，准备另辟蹊径时，忽然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中的一道闪光， 钻进了他的脑海：“从遗传的分离律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它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他想，它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我去年发现的“鹤立鸡群”的稻株，就可以断定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当“天然杂交稻”这个“概念”在脑子里显现出来时，袁隆时兴奋不已：这不正是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为之人工培育的东西吗？！”

爱思索的袁隆平，死死抓住“天然杂交水稻”这个像金子般的宝贵概念不放，追根究底，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寻找契机。

培育人工杂交稻，这是一道世界难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际水稻研究所都已开展研究。尽管他们试验手段先进，但却因技术难度大， 至今仍未应用于生产。

为了祖国的荣誉，袁隆平终于踏上了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拉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经过精心设计，他首创“三系法”，并进行了理论设计和解题，他迈开双腿，走进了茫茫绿海的水稻王国，开始了一场考验信念、意志和耐力的特殊战斗！

为了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多少次他昏倒在田间。凭着顽强的毅力，他终于找到了雄性不育株，并进行两年多的试验，得到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他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 1966 年 2 月 28 日出版的《科学通报》第 17 卷第 4 期上。这位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已经在艰难的探索征途中铸造他那锋利的剑了。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就在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刚刚起步时，“文化大革命” 的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袁隆平也在劫难逃了。“白专道路”、“三脱离”、“宣扬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连学术论文也成了“罪证”。试验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秧苗被丢得满地皆是。袁隆平这个刚强的汉子流出了滚滚热泪。

袁隆平并没有在险境中退缩，在妻子的掩护和陪伴下，他偷偷地摸进摆试验钵的场地，将残存的部分秧苗藏进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正当袁隆平处于艰难的境地、研究工作无法进行时，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慧眼识珠，拯救了一项人类的重大发明，拯救了一位载入世界名人史册的伟大科学家。他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发函，支持袁隆平的科学研究，并责成湖南省各部委、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工作。

1967 年 6 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的科研小组成立了。袁隆平每天都坚持守在学校试验田中观察记载不育材料的生长情况。此时，袁隆平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不育秧苗试验田。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战栗的恶性破坏事件：试验田里的不育秧苗被人全部拔光。这便是轰动一时的“5·18”事件。当时袁隆平只觉得胸口被撕裂，头脑要爆炸，呜呜地抱头哭喊起来。最后他只找到了 5 株劫后余生的试验秧苗。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混乱时期，这起破坏案件成为至今未破的一桩谜案。有人拿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诬陷袁隆平搞不出试验自毁秧苗，陷害他人，企图阻止袁隆平前进的步伐。

面对再一次的沉重打击，袁隆平没有丝毫的动摇，他迅速抑制住了内心的愤怒，以“大难不死”的几根秧苗起家，再一次扬起了向杂交水稻进军的风帆。

为了把杂交水稻研究继续下去，上级决定把袁隆平调到湖南省科学院工作，从 1968 年起，每年 10 月中旬，袁隆平都带着助手赶赴云南、海南岛育种，他们一年四季南北奔波，四海为家。在攻关的前 10 年，袁隆平有 7 个春节是在海南育种基地度过的；年迈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仍坚守在海南基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面对着一次次的挫折，一道道的难关，袁隆平时刻以屈原的名言自勉，在漫漫长路上，进行艰难的探索。

终于，他打开了突破口，发现了“野败”杂交品种，突破了多年停滞不前的徘徊局面。进而他又首克“三系”配套关，再越优势关，三破制种关，解开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性难题。1976 年，这项研究成果开始在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全国种植而积达 208 万亩。

1979 年 4 月，袁隆平出席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召开的科研会议，在会上宣读他用英文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并由他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81 年 6 月 6 日，袁隆平和灿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袁隆平出席了由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的授奖大会，方毅副总理向他颁发奖状、奖章和奖金，并向他表示热烈祝贺。